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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中國畜禽網】奶業是社會生產與動物生產相互作用的產業，因此同時受到社會規律、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制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奶業的管理制度是完備的和可操作的。如果這套辦法后來不是因為許多政治運動的干擾而改變，今天的奶業史將是另外一種寫法。

　　奶業是社會生產與動物生產相互作用的產業，因此同時受到社會規律、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制約。別的不說，光是奶牛的繁殖生長就需要滿足生長發育的生產條件和時間條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牛生犢，犢成牛，牛產奶，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大規模的發展更需要很多的社會經濟條件。而毛澤東在1958年的批示并沒有留給奶業領域的主事者們那么多等待的時間。顯然，等待18萬頭奶牛的自然繁殖增長，無論如何也完不成毛主席交待的“政治任務”了。于是，人們用各地大量孕育期的耕牛來擠奶。這是一個“近水解近渴”的應急良策。

　　1958年初，由國家農業部、輕工業部、第一、第二商業部聯合在浙江瑞安縣召開了“全國耕牛綜合利用現場促進會”。歷史已經不知道是誰最先提議并發起這個“全國第一次”的耕牛擠奶促進會。我們更關注的是這次會議的宗旨，將奶牛擠奶擴展到耕牛擠奶，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擴大奶源供應的目的。今天看來，召開這個會議的動機，實在妙不可言。

　　在這次會議上，農業部畜牧獸醫局韓一均副局長有一份“在全國利用耕牛擠奶現場會上的講話稿”留在了歷史檔案里，這使我們能夠知道會議的內容和解決的問題。韓局長說：“這次會議是農業部、輕工業部、第一、二商業部聯合召開的。這是全國第一次耕牛綜合利用現場促進會。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參觀學習浙江省瑞安縣黃牛、水牛役用擠奶綜合利用促進耕牛繁殖的經驗和農工商三個部門互相協作，促進畜牧生產大躍進的經驗。”

　　韓局長最后還講道：“農業部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發展畜牧業的意見。目前全國牛乳年產僅15億公斤，人均只有2.5公斤。隨著工業城市不斷發展農業生產合作化后廣大婦女參加勞動，城鄉各地對奶品的要求愈來愈多，因此大力解決牛奶問題就成為今后的重要任務之一。目前各地區已注意發展奶牛，提出黃牛以乳役兼用型改良。水牛進行本品種改良，采取綜合利用增加乳產品，改良人民生活。根據瑞安的經驗，養一頭本地母牛，實行役乳兼用，一般一頭?？蓴D奶1000斤，一年即可增加收入140-170元。江蘇川沙顧東農業社，1957年養56頭役乳兼用的黃牛，除繁殖小牛收入不計外，單是售奶收入就占農業收入的30%，一般每頭牛可產奶2700-3600斤。” 從這位來自農業部畜牧局的官員的講話中可知，政府已經在動員全國農村和農民的力量來發展奶業，而不僅僅局限在那些國營的奶牛場里。

　　接著講話的是輕工業部食品局局長朱康。他說：“目前，我國有乳牛18萬頭（國家統計局數據）。但是，如果利用我國現有的役用母牛中的50%來擠奶，每頭年產平均500公斤，一年就可產鮮乳525萬噸。而目前我國的牛奶產量僅150萬噸。因此推廣耕牛擠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問題。”

　　這次會議之后，各省以“政治任務”的方式開始抓緊落實“耕牛擠奶”的精神，以實際行動發展本地的乳品生產。

　　例如，廣東省在會后立即召開了“全省第一次乳品生產會議”。在這次會議的主旨報告上，廣東省針對當前乳制品工業存在的問題和任務，提出了解決乳源供應的措施：主要是通過搞役、乳 、繁綜合利用。全省有各種牛433萬頭，其中母牛174萬頭，可拿出40萬頭綜合利用，以30%出奶計，就有12萬頭常年產乳，每頭以每天產3市斤計算，一天就有180噸，全年應有64800噸，用以生煉乳，可產26000噸，比全國當年生產任務21000噸還要多出5000噸；用來產奶粉，可產8100噸，比當年廣東省計劃的1885噸多3-4倍。同時還可增加公社收入，工農兩利，一定會得到公社的支持。

　　會議還介紹了廣東省高要縣星巖乳品廠的經驗。該廠與當地人民公社掛鉤，派出技術人員幫助公社解決技術問題，建立了30多個役乳兼用的奶牛場，解決了乳源，上半年乳制品產量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5倍。這個經驗證明，只要措施得當，乳源是能夠解決的。

　　此外還介紹了廣東省新會縣圭峰山農場的經驗。這個農場的本地水牛原來每天只產奶3斤左右，后來與印度水牛雜交配種，其改良一代一天產奶量增加到12.5斤，二代改良種每天產奶達到20-25斤；第三代更達到35-40斤的高產水平。會議對圭峰山農場的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可見良種選育非常重要，各地要加緊做好，為今后的乳業大發展打下基礎，為長遠發展做好準備。此外，也要加快發展乳牛、乳羊，注意改良品種”。

　　從浙江、廣東的經驗看，當時采取的利用部分孕育期耕牛擠奶的辦法，是可以緩解乳品供應緊張局面的?？墒?，令人遺憾的是，1958年國內的經濟局勢，完全改變了經濟運行的正常航向，在偏離了的航道上高速前行。結果跑得越快，偏離目標越遠。上面這套“耕牛擠奶”的好辦法不僅不能推行，連國營奶牛場的正常生產都不能維持下來。一場經濟災難正在悄悄向全國人民走來。

　　奶牛場“離城遷郊”大轉移

　　解放后，除了對全國奶業系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外，另一個實質性大動作就是“離城遷郊”大轉移。

　　我國近代奶業的興起，是在城市近郊甚至城中村逐漸建立起來的。由于當時城市交通條件的限制，牛奶場與城市消費者的距離必須在送奶人步行或者馬匹能夠便捷到達的范圍內。因此當時選擇城郊建奶牛場是符合行業特點的。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1958年大力發展工業以來，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市政建設大規模擴容，對環境衛生條件要求的提高，等等，都要求原來靠近城市的奶牛場遷移到郊區甚至遠郊縣鄉去。

　　最早啟動奶牛場遷郊行動的是重慶市。1953年，解放不久的重慶市就提出了市區奶牛場的場址遷移問題。市政建設委員會決定，在不妨礙工業發展及市政建設的情況下，動員奶牛場遷往所劃定的適當地區，遷入的新址要適當照顧供銷方便，要與重慶市牛乳業公會充分協商，并協助解決舉遷中及舉遷后產銷上的困難。

　　1956年，天津市在奶牛合作化運動中，市委農村工作部提出了解決奶牛場在郊區建場的問題。當時天津市的奶牛多在市內飼養。據統計，市內有1730頭，郊區有656頭。由于市內牛場場址狹小，設備簡陋，牛糞不能及時清除，人牛雜處，影響衛生和人民健康。市委農村工作部提出，全市最少需要在郊區集中建設4個奶牛場，呈請市政府在奶牛場遷移建場的基地選擇和建場資金方面給予解決。

　　奶牛業遷往郊區與合作社或國營農場合營的好處是：一、奶牛業全部從業人員均得到妥善安置；二、可以立即著手開展奶牛場合并和遷移郊區的工作，這對城市的衛生防疫和改變市區面貌都有很大好處。三、奶牛業歸農后，農業社和農場就可以解決奶牛業的飼料和放牧問題。誠如天津的奶牛遷郊報告所說，奶牛場離城遷郊是必然選擇，早遷早得益，早遷早發展。

　　也是在1956年，首都北京開始將公私合營北郊畜牧場分散在市內東四、西四、宣武等區的奶牛共400余頭遷往郊區。為了將市內的全部奶牛遷出，市農林水利局決定在北郊畜牧場附近的平西府建立一個分場。這樣既能就近解決飼草的供應，又便于畜牧場集中管理。市財政為此安排專項搬遷經費25萬元。

　　公私合營北郊畜牧場遷郊成功，取得經驗后，北京市有關部門再接再厲，于1956年6月，將散布市內宣武、崇文、前門、西單等處的城中奶牛場，北至德勝門，南至東鐵匠營，西至廣安門外，東至花市大街小市口，共有奶牛養殖戶229戶，1914人，全部動員遷往郊區建場。

　　檔案記載，1956年，北京市內奶牛場的遷移去向分別是：曙光社所屬的奶牛384頭由市內遷往西紅門；晨光社全部遷回鹿圈鄉；紅星社在市內有24個牛場飼養點，合并后整體遷往地處低洼鹽堿地的南郊。三個社共遷出奶牛880頭。

　　執行上述搬遷方案時，北京市相關管理部門注意幫助解決了如下問題：1.對于奶牛戶中需要加以適當安排的人物（如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和專長于經營管理的人士等等）由市區有關部門協助各社分別予以適當安排，使其各得其所；2.奶牛戶遷出城后，準予保留在城里所享受的油票布票等待遇標準，并在子女轉學、租賃或修建房屋安家立業等方面提供幫助和資助；3.對于少數不愿參加合作社的奶牛戶，亦歡迎其實行公私合營，合營后，再由國家將其遷移到郊區，交給合作社代管。

　　北京市將市內奶牛場遷移郊區的成功經驗為全國樹立了樣板，立即得到上海等城市的響應。1958年初，國營上海市牛奶公司所屬共有17個奶牛場，其中國營7個，合營10個，有牛群8560頭。除國營二、六、七牧場已在郊區外，其余處于市區或城區近郊（國營4個，合營10個），共有牛5400頭。有的甚至分布于江寧、長寧、徐匯、閘北、提籃、榆林、東昌等市民稠密之區。合營的10個中心奶牛場分布于市內125處。合營前，多數飼養戶是家場不分，場地狹小，建筑簡陋。合營后，仍留在原地，很少變動。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部分工商業用地的需要，上海市商業局向市人民委員會提交了“呈請將市區牛群緊急外遷的報告”。此時，正好遇上國務院公布將原江蘇省管轄的川沙（1990年后改為浦東新區的一部分）、南匯（2009年南匯區被劃歸浦東新區）、奉賢、金山、松江、青浦、嘉定、寶山、崇明等縣劃歸上海市的決定。為上海市的奶牛場遷郊提供了大片的郊區空間，使市區的奶牛場遷往郊區的計劃順利得到實現。與此同時，上海市區機關還組織干部幫助國營奶牛場赴海灘圍墾，建立農場新址，如五四農場、東風農場都在這個階段創辦了奶牛場。

　　接著，上海市委發文，要求尚未搬出市區的牧場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遷郊。按小牛遠遷，奶牛近遷的原則，小牛飼養場遷往奉賢、崇明等地的國營農場；現屬牛奶公司經營的奶牛，除二、六、七等三個牧場仍舊歸牛奶公司經營和領導外，其余就地下放和遷建。具體安排是：一牧場二牧場下放寶山；浦東牧場下放浦東縣，哈密路的三星牧場下放上?？h，特級健康小牛下放奉賢、崇明、南匯農場，共計1300頭。成奶牛分別遷往嘉定、青浦、松江、奉賢等地。

　　就這樣，在1958年前后，全國各地的城市近郊及城中村的奶牛場基本完成了“離城遷郊”大轉移。

　　由此我們想起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60年代初，港英當局也有過奶牛場“離城進山”的徙置轉移行動。他們動遷的全部奶牛只有3500頭，可是前后用了五年時間。為此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徙置委員會”，一場一戶地進行遷移談判，敲定政府的賠償和補助條件；然后再與遷入地的居民和基層政府談判，承諾政府給予遷入地的環境衛生和交通改善的條件。如此等等。也許，當年參與奶牛場遷移工作的香港公務員，每當與養殖戶的談判陷入僵局時，一定會在心中感嘆，還是社會主義好。

　　奶牛飼養納入國家計劃管理

　　奶業系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特別是1958年“二五計劃”開始以后，具備了國家對全國奶業進行計劃管理的基礎和條件，在“一五”期間，奶業還是私營為主，國家無法對它進行“計劃”管理。在這個意義上說，1958年，才是中國社會主義奶業計劃管理的“元年”。

　　為了實行對奶業的計劃管理，需要有一套管理的辦法和制度，這就是平時所說的“建章立制”，有規矩才能成方圓。檔案中看到，從1956年開始，各地政府就相繼制訂了內容大同小異的奶業管理制度和辦法，其中最完整系統的是北京奶牛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畜牧場乳牛飼養管理制度、乳牛場防疫制度與獸醫工作制度、配種工作制度、配種操作制度以及種公牛的飼養管理規則、成乳牛的飼養管理規則、產牛的飼養管理規則、犢牛的飼養管理規則等。這些非常具體的針對性很強的制度和規則，完全是以國營的奶業公司為對象而制訂的。這對于奶業的技術進步、技術推廣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只是1958年以后，接著發生三年困難時期，國家經濟生活進入非常狀態，奶業的管理也無法按照常規化的制度安排進行。因此，這些被存放在檔案館的鐵皮柜子里的奶業管理條文，很難說曾經在實踐中被應用過。如果不是為了編寫《中國奶業史》，也許它們只能像卷宗封面所寫的那樣，被“長期保存”下去，永遠沒有人知道它們的存在。

　　當然，也有一些在當時即發生效用的管理措施，例如，1958年山東省農業主管機關直接向省屬的國營奶業單位發出指令：青島畜牧場、濟南畜牧公司、濟南乳牛場、山東農學院、泰安畜牧獸醫學校、煙臺農林科研所：為了實現我省提出的農業發展規劃，各場必須積極培育純種公牛：一、各場出生的凡有培育前途的乳用公牛，一律留場飼養，4-5月齡后按我廳調撥計劃，分別調出。二、各場需將計劃出場的乳用公牛的頭數、品種、售價（按成本）等成本詳細列表報廳，以便適時計劃調撥。三、凡按時報送計劃而不能調出者，造成的積壓損失由我廳處理，不按時報計劃者損失自負。四、為提高種公牛的質量，各場必須認真加強牛犢的飼養管理工作。保證全生、全活、全出場。

　　1956年6月18日出臺《上海市牛奶公司1956-1967年上海市乳牛事業生產發展規劃（草案）》。其后的數年內，由國家投資，擴建了第三、第六牧場，設計新建第七、第八、第九牧場。經兩年多施工籌備，占地375畝、養牛2000余頭、號稱遠東規模第一的第七牧場于1958年建成投產；位于長江岸邊的第九牧場于1960年投產。以后，公私合營牧場通過“贖買政策”，逐漸被轉化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牧場。1960年代形成了由上海市牛奶公司統一管轄的10個飼養規模千頭左右的奶牛場。

　　上海市牛奶公司成立后不久，就開始積極推行一系列技術革新措施，如（1）大力推廣奶牛人工授精技術。（2）建立牛籍卡檔案制度，開展牛群整頓，品種與生產性能調查，奶牛良種登記和育種工作。（3）制定頒布多部技術操作規程；公司在淮海中路建立飼料加工車間，統一生產奶?；旌暇希o各牧場。（4）學習采用蘇聯奶牛飼養標準，提出1959年《上海市牛奶公司奶牛飼養標準》（以后又派生出“日糧定額”、“產奶與生長發育要求”以及“上海市常用飼料營養成分表”等規章）。（5）1955年公司前身引進蘇聯制72型三節拍桶式擠奶機，在第二牧場使用；1957年逐步在其他牧場使用。為了盡快實現奶業機械化，1958年公司成立了“上海市牛奶公司乳品機械修配廠”。1958年9月經上海市農業、牧業委員會批準，上海市牛奶公司組織下屬單位的科技力量，成立上海市奶?？茖W研究所。

　　以上就是奶業國營化以后的管理規章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奶業的管理制度是完備的和可操作的。如果這套辦法后來不是因為許多政治運動的干擾而改變，今天的奶業史將是另外一種寫法。